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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2024年，中国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的同时，亦面临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等挑战。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2025年将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部署明年经济工作。
12月14日，在“《财经》年会2025：预测与战略”暨2024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上，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围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展望2025年发展机遇与挑战，建言明年经济工作。
消解债务风险要依靠国民经济增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打好政策“组合拳”。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指出，今后宏观调控政策会越来越集中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问题，而协调配合的关键是如何处理政府债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李扬表示，一般来说，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扩大支出、增加赤字，增加赤字就是增加债务。我国在新的财政刺激政策下，将有更多政府债务产生。
长期以来，我国对于财政赤字率是否“破3”较为谨慎。李扬指出，“赤字率不超3%、政府债务余额占GDP之比不超60%”是未经科学论证的公式。这实际上是欧元推出过程中，为了解决没有统一财政的缺陷，退而求其次的解决办法。“没有哪一个欧元区国家受此限制”。
他表示，要全面认识债务的可持续性。政府债务扩张导致的经济增长速度应快于政府债务率增速。政府债务的发行有极强的货币政策效应。因此，“关键是要建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有效机制。”
此外，对于新一轮地方化债工作，李扬强调，债务风险不可被消灭，只能被转移、分散或得到管理。真正消解债务风险要依靠国民经济增长。
人口结构中蕴含需求潜力，需扩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看来，我国人口结构中蕴含需求潜力。“关键是打破特定人口的消费瓶颈，包括收入决定的消费能力和基本公共服务决定的消费意愿。”
蔡昉指出，无论从人均收入水平、资源能够满足的程度还是可开发的人口红利看，我国的经济增长潜力还在，还是“赶超型”的经济增长速度，即快于世界平均水平、快于发达国家水平。
他同时强调，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不会自然转化为经济增长速度，必须通过政策、通过改革将其释放出来。“改革红利在于户籍制度改革和增加劳动力供给。”
在蔡昉看来，我国人口结构中蕴含需求潜力。必须从提高收入、社会保障水平等角度提高人们的消费意愿，提高人民的消费能力。同时，通过扩大基本公共保障，让人们没有后顾之忧。
蔡昉指出，老年人收入、社保、心态因素及中年就业群体面临“现收现付难题”（缴费、赡养、储蓄负担），使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能力年龄分布不一致。打破这一“悖论”的关键是扩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我们固然要在一次分配领域继续保持增加人民的工资收入，继续保持增加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与此同时，政府能在扩大公共产品供给上发力，以此保证居民的消费，保证人力资本的形成。”他说。
2030年以前经济增速必须“保5”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实现正常的经济增速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刘尚希强调，在2030年以前，经济增速必须“保5”。中央经济会议已明确政策方向，即实施超常规逆周期调节，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在具体事实上，刘尚希认为，一是宏观政策与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有机结合，形成合力。政策与改革可以相互促进，短期与长期相互兼顾。通过改革拓展政策空间，改变依赖地方的宏观调控模式，提高政策传导效率。通过改革拓展发展空间，提高潜在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
二是推动优化央地财政结构。刘尚希指出，财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提高中央支出比例。应适度提高中央赤字率、中央负债率，提高中央支出比例。
三是财政货币政策一体化。财政政策有很强的货币效应，二者必须一体化操作。可考虑联手设立应急流动性金融工具（SPV），收购地方重大项目资产，重构央地投融资结构。
四是构建中期宏观政策框架。为确保政策的延续性，现在就应该明确2030年之前的宏观政策框架。刘尚希认为，中期目标应该是在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站稳5%经济增速。
大力提升基础研究投入，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检验新质生产力的唯一标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表示，能够提升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投资领域，也就是科技革命催生出的新节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被掣肘的领域。
刘俏强调，要大力提升基础研究的投入。我国去年基础研究经费达2212亿元，下一步可以考虑“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扩大基础研究投入，将中国的基础研究经费提高4至5倍。同时，保持一些关键领域、形成未来产业的重要领域的投资强度。可以考虑通过财政或者货币政策提供一定的投资强度的保障。
此外，刘俏指出，我国居民消费相较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距离。如果我国长期依靠外需，依靠出口市场，会约束中国经济。
他建议，将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的施力重点逐渐从生产端向需求端和最终消费倾斜。
“提振消费的最简单办法就是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刘俏表示，通过一系列制度改革包括财政政策等，最终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
他指出，我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与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存在差异。建议开展公积金制度、租赁住房建设、公募REITs三位一体的改革，大力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强化政策激励约束，推动低碳转型投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紧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在会上表示，我国低碳转型投资，气候适应投资，自然、生物多样性投资大有可为。
王信指出，当前，全球气候投融资需求尚未得到满足。为实现巴黎协定目标，未来数年需要巨额投资。在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绿色低碳转型投资缺口，但发展中国家的资金缺口更大，大体上是发达国家的两倍，且差距不断扩大。
在王信看来，相关投资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可持续金融标准，金融支持缺乏有效依据；信息披露不足，不利于对相关项目做出合理评估；缺乏激励约束；能力建设跟不上等。
“大力推动低碳转型、气候适应、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投资。”王信建议，强化顶层设计，应将低碳转型纳入宏观经济分析和财政金融等政策框架，强化针对具体行业、地区低碳转型的跨部门政策协调。加快可持续金融标准的制定和使用。加快转型标准的落地使用。大力推动可持续信息披露，推动大金融机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金融机构尽快提升信息披露水平。强化转型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王信还表示，应强化政策激励约束。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增强政策合力。
在强化财政激励方面，可以考虑利用我国增加超长期国债和地方专项债发行规模、适当调整专项债资金用途的契机，设立更多可持续发展基金，利用财政担保、贴息等方式，大力发展混合融资，撬动民间资金支持绿色低碳发展。将更多补贴用于环保和低碳转型，提高气候适应能力，也有利于促消费。
在强化货币政策工具等支持方面，目前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正在研究扩大央行碳减排支持工具的规模和使用范围，下一步也会考虑适时将转型贷款纳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范围。未来还将进一步优化央行绿色再贴现、绿色抵押品等政策，支持低碳转型。完善金融机构可持续金融考核评价，激励其加强对低碳转型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