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9日举行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2025年1月）上，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超、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高盛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闪辉等6位经济学家联合分析研判四季度至今经济形势，并就2025年宏观政策发力点和发力节奏给出建议。
多位与会专家对促进价格水平有效回升给出建议，认为要采用超常规举措推动其回升到正常水平，也有专家提出扩大消费成为当前阶段促进价格水平回升的重要逆周期举措。此外，刘元春认为，要重点关注房地产相关政策进一步非常规性地持续加力。
CMF主要成员、中诚信国际研究院执行院长袁海霞代表团队发布了分析报告。袁海霞认为，2024年9月一揽子增量政策出台以来，经济运行积极因素增多，为2025年开局奠定良好基础。从当前情况分析，短期（经济）修复局势向好，一季度大概率将延续这个态势。
毛振华：需在价格领域采取超常规措施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CMF联合创始人毛振华表示，2024年宏观经济大部分重要数据已出炉，整体来看，在艰难努力下，全年景气预期目标基本实现。
毛振华强调，价格在宏观经济分析中至关重要，过去和当下都备受关注。价格受诸多因素影响，如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等。未来工作重点是通过政策干预和引导价格信号恢复正向，为社会提供信心指引。
“目前PPI较为低迷，而房价作为居民财富重要领域，其是否企稳至关重要。”毛振华说，房价低迷会导致财富效应下降，出现巨大空缺。
毛振华建议，严格控制房地产供给，消化存量，提高保障水平，加大去库存力度，以期实现顺价销售。政策应该进一步研究稳定房地产市场的举措。此外，他再次呼吁，通过给居民部门注入资金来扩大消费。
毛振华表示，让价格水平回升是2025年经济工作的重点，目前看到的实际措施并不多，需要有更大的超常规举措作用在这个方面。期待接下来能够看到更多政策举措落地实施，让价格信号明显反转。
刘元春：要重点强化房地产相关政策进一步非常规性地持续加力
刘元春表示，目前各方对于中国宏观治理有三大共识。一是中国宏观逆风运行的因素是多元的，因此治理方案也是多元的。二是逆风向因素是超级的，因此对冲影响的工具和力度都必须超常的。三是持续加力政策的跟进成为核心。
不过，刘元春强调，还必须认识到宏观经济深度调整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解决“低温症”的问题。目前从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物价、金融流动性、消费投资等方面来看，都出现了回稳迹象，第一个阶段目标初步达成。二是在“低温症”缓解基础上，必须对症下药，保持刺激力度，找到“低温症”的核心原因，精准施策。三是在精准施策基础上，进行深度的体制机制大调整，从根本上解决这一轮宏观经济深度调整所带来的各种问题。
“目前刚刚取得第一阶段的初步胜利，如何有效开展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举措成为核心关键。”刘元春说。
他进一步谈到，以三阶段论定位当前工作重点，需要对各类因素对经济运行影响的根源性、根本性进行排序。大幅度地进行消费对冲和投资对冲是第一阶段防止“低温症”的重要举措，但不是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举措。资产负债表显示，任何个体的资产负债变化都是基础参数调整的结果，同时也会影响下一步经济循环和市场主体决策。因此，在这里，最核心、最根本的是房地产的深度调整。
无论从实体经济的需求，还是从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端，金融角度的负债端，房地产的变化都会对其产生积聚影响。因此，目前要把房地产相关政策如何进一步非常规性地持续加力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刘元春谈到，目前政策组合持续加力要抓住几个“根本”。第一，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宜过度关注赤字率，应该淡化赤字率，而应该全面关注广义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必须从市场主体的体感来重新构建积极财政的内涵。广义财政支出增长速度应该与名义GDP增长目标相匹配。第二，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必须有更加积极的货币政策来配合。第三，对于更加积极宏观政策定位必须跨年度，最好能够两年考虑，对于很多指标来进行安排，同时，向市场释放更加积极、更加持续宏观政策的信号。
他表示，要抓住深度调整带来的六大战略窗口期，大胆开启一些改革的新举措，标本兼治，稳定预期和稳定信心。
李超：消费首次阶段性成为重要的逆周期变量
李超表示，在当前大背景下，2024年9月底的一揽子增量政策效应在2025年还会有较长时间的延续性。与既往不同，在特殊情形下，消费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阶段性成为重要的逆周期变量，扮演推动经济增长和物价的合理回升的重要角色。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实现增长稳、就业稳和物价合理回升的优化组合”“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李超表示，从货币政策的角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里相较以往改了一个措辞。用“物价总水平”替换“物价水平”差别在于物价总水平包含了工业品价格，不再仅仅是之前消费品价格。统筹工业品价格和消费品价格，与之最为接近的近距离学概念是平减指数。
“平减指数是实际GDP与名义GDP的差值，平减指数需要稳定，不涨不跌才是稳定。”李超说，这意味着如果2025年全年实际GDP增速目标确定在5%左右，名义GDP增速也需要实现5%左右增长。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有效的方法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是消费。从既往的经验来看，想促进物价有效回升，都是用的房地产。但从新的宏观政策决策框架中，结构转型已经明确要告别房地产，所以不应对通过房地产促进物价有效回升给予过高期望，由房价上涨带动炒房预期，或者通过房地产去有效地释放信用的概率都非常低。与此同时，投资等传统变量很难再次形成明显的、大规模的拉动作用。
“我觉得当前中国地产和消费的变量位置已经出现根本性变化。”李超说，以前我们都认为地产是逆周期变量，消费是个顺周期变量，这一次将首次出现根本性的转变。
对于扩大消费，李超认为，消费券对于扩大消费具有杠杆作用，应加大研究力度。其中，消费品投放领域不宜受限。以旧换新，银发经济、首发经济和冰雪经济等重点领域或多或少存在区域性、季节性、间或性或活动区域窄小等问题，对于大面积、大量有效提振总需求，解决价格水平持续偏低的问题有作用但不够。
管涛：目前没有普遍的恐慌性购汇行为
管涛谈到，大家可能会关注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交易价跌破7.30。市场上有很多传闻，说很多人用足了5万美元购汇额度，这会不会影响央行稳汇率的努力？
“个人用汇确实对外汇供求关系造成一定影响，但如果我们不是讲故事，而是摆数据看，这个影响有限，并没有成为一个普遍的恐慌性购汇行为。”管涛说。
可以看到2024年全年服务贸易购汇相当于当年年均的住户个人人民币存款余额的比例为1.8%，这虽然比2022年的1.3%略有反弹，但低于2005年—2013年人民币单边升值时期的2.7%，2015年—2019年人民币承压时期的3.7%，同时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评估中国外汇储备充足率的时给M2设定的5%门槛。从这个意义来看，尽管我们身边可能发生了个人购汇行为，但不具备普遍性。
管涛表示，中国外汇市场和股票市场不一样，外汇市场以机构为主的市场，人民币汇率在银行间市场形成。1月13日外汇市场指导委员会会议不但再次重申“三个坚决”，实际上也加强了对于一些市场机构行为的指导，明确提出坚决对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处置，将加强对外汇治理机制的指导，进一步强化行业自律管理，明确要求外汇市场自律机制成员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首要任务，为企业居民提供稳定的汇率环境，坚持汇率风险中性，自觉遵守自律规范，不得扰乱市场秩序。
管涛认为，这对汇率维稳也有很大的作用。没有最优的汇率选择，任何政策选择都是一个目标权衡和利弊取舍的选择题。在外汇供求失衡的情况下，要么汇率浮动出清市场，要不愿意动用价格杠杆，就是数量工具。在这方面相关部门应该做好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拟定应对预案，提前做好准备。
袁海霞：2025年GDP季度增速将走出“N”型走势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2024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134.9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0%。
袁海霞表示，从全年经济表现看，2024年顺利完成5%的经济增长目标，呈现出六大特点：一是经济走势呈“U”型态势，四季度表现亮眼，经济短期趋势较好；二是增长动力呈现结构性变动，净出口贡献显著提升，最终消费支出对增长贡献率边际下行；三是从供需结构来看，总体呈现生产偏强、消费偏弱、投资结构性分化；四是价格水平持续偏低，通缩压力所带来的风险不容小觑；五是内需偏弱与微观主体偏冷带来融资需求不足和货币惰性边际改善；六是居民就业边际改善，出生人口反弹，经济运行长期向好的因素有所增加。更多细分数据也表明中国经济运行的积极因素在增多。
“从当前情况分析，短期（经济）修复局势向好，一季度大概率将延续这个态势。”袁海霞表示，但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风险隐患仍然较多。
袁海霞表示，基准情形下，2025年经济有望实现4.8%左右增长，经济走势或呈现先低再高的“N型”走势。从近期地方省级两会披露的GDP增速目标分析，绝大部分省份豆浆增速目标确定在5%及以上。地方努力拼经济将在一定程度上支撑全国经济修复和经济保持中高增长水平。
